来源：未知 发布于：2012-11-06 09:04 浏览：
原标题：海外学者看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上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海外不少学者纷纷预言，中共将步苏东国家共产党的后尘，社会主义将走向历史的终结。但是中国并没有像他们预言的那样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反而越来越巩固。自200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执政的问题是海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组织建设、党所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走向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观点。
海外学者如何看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
中国共产党现阶段为什么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德国学者海克·霍尔比格认为，中共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并不是因为一些左翼的压力而对党的修辞进行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为了更广泛地应对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的挑战。就持续的经济成功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而言，党担心的是未来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的要求日益增长；党还有一个担心，即万一经济恶化，党就会陷入执政合法性危机。在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经济中，增长放缓乃至萧条的风险正在加大，随之而来的是国内日益加剧的社会差距。在这种背景下，要解决执政合法性的问题，重构党的意识形态就变成了合乎逻辑的答案。根据党内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共识，调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需要成为解决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
西方学者对中国十几年来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重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论进行研究。日本学者藤野彰认为，科学发展观的特点是排除经济万能主义，综合考虑环境保护等持续均衡的发展。以人为本代表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和谐社会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目标。美国学者约瑟夫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发展后得出的结论是：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孔子、马克思、毛泽东和邓小平依然健在，但马克思仍然是导师。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我们也不应该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
总之，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能积极评价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意识形态创新。
海外学者如何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
1.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
近年来作为党内民主实践而引起媒体和研究者广泛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公推直选制”、“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和“票决制”，这些民主形式主要在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中实行。日本学者江田宪治认为，这种探索和尝试还是显示了中国民主的进步，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他认为这些民主实验确实体现了党中央的意图。同时，他提出地方基层组织实施党内民主时存在着“悖论”，也就是近年来地方组织对来自党中央试行党内民主制度的意见和要求，存在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和障碍。因为试行党内民主意味着削弱主要领导者的权力，未必所有的地方党政领导都赞成党内民主的制度化。
2.关于吸收新党员
印度尼西亚学者伊格内修斯·维博沃研究认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确面临着吸收新党员的危机。党披露的统计数据表明，党员人数稳定增长，但与此同时也有关于居民当中存在着对党普遍不感兴趣的报道。党向所有的人群敞开了大门，再也没有吸收新党员所需针对的特定群体。中国共产党党员更加多样化，由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构成。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不会对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一是因为私营企业主占党员人数的比例很小，二是因为入党的私营企业主肯定不会占据党的决策位置，一般来说党的资深成员会占据领导位置。
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党校和领导精英的培养
法国学者艾米莉莉唐曾于2001年9月至12月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考察学习，对中共的党校和干部培养进行了观察思考。她分析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演变历史，指出党校是反映体制变化的一面镜子。1978年以后党校也随着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地进行改革。尽管经过了种种改革，党校教学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仍然很重，即使在学员感兴趣的实践课中，也或多或少地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干部学员对思想政治课的态度正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反映；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去意识形态化的进程，日趋平缓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口号渐渐在社会中淡化。党校同时也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一面镜子，因为共产党干部职位的升迁离不开党校的培训。党校是政党——国家体制掌控政治精英的工具。尽管党校逐渐向专业化培训发展，但党校的主要职能仍是定期掌握干部的政治教育水平，以及监督这些精英继续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以保持政党——国家体制在中国得到坚持。因此，党校是维持政党——国家体制长久统治的重要机构。
4.关于干部任命制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教授约翰·P.伯恩斯研究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任命制。他认为就像所有执政的共产党一样，中国共产党有一套控制公共机构的领导选拔制度，其中干部任命制就是最为重要的制度。干部任命制具有多种功能，它们的重要性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干部任命制最持久和最主要的功能是使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以及重要的经济部门能够有效地控制。可以说，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目标。同样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干部任命制设法将既有能力又忠心耿耿的领导人置于权力职位，从而使得这项制度能够有效运转。
海外学者如何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和未来走向
合法性理论是西方的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正在流行的理论。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转变：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从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转向经济表现和物质激励；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逐渐转变为经济增长、稳定和民族主义。然而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正是在这几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再一次面临着挑战。
第一，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西方学者就提出，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一些社会紧张和冲突必然会加剧，并在中国政治中产生新的紧张和力量。1993年以后，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快速增长。
第二，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取代共产主义来填充意识形态空白和重新合法化自身的意识形态手段。然而，民族主义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可能变成一把双刃剑，并不是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的长久之道，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很可能会转向中国共产党自身。第三，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尽管中国从腐败产生之日起就发动了反腐败斗争，但是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难以阻止腐败的发生。在西方学者看来，腐败问题是中国改革的一大挑战，它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死攸关的合法性危机。
西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大多数都对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感兴趣，许多西方学者围绕中国政治民主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研究中国政治的变化和发展前景。长期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简单地把西方的理论套用在中国身上，把中国政治民主化与中国共产党对立起来，认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然与中国共产党的垮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指出这种观点的局限性，认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并不必然走向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不但不会消亡，反而会发挥领导作用，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起点。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既不会是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中共也不会失去执政地位，而是会走出一条中间的道路。就像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渐进性的。在这种谨慎和渐进的过程中，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政治体制——“兼收并蓄型国家”。